2024年基层调研实践报告：以“三走三不”工作法提升决策精准度（基于12省36县调研数据）

2024年基层调研实践报告：以“三走三不”工作法提升决策精准度（基于12省36县调研数据）

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，是掌握民情动态、倾听群众诉求、化解矛盾纠纷、传递政策温度的核心工作方法，更是厚植群众基础、制定科学决策的关键支撑。从实践价值看，这一工作模式对密切党群干群关系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、转变机关作风具有显著推动作用。据2024年全国基层治理发展报告显示，规范开展基层调研的地区，政策执行满意度较未开展地区高28个百分点，群众矛盾化解率提升35%。唯有严格践行“多走、善走、走好”的基层调研路径，才能实现政策与实际的有机衔接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与安全感。

一、多走“远路”，不走“近路”：突破空间局限掌握真实民情

基层真实情况与群众核心诉求，更多存在于交通不便、资源相对薄弱的偏远区域，这是2024年12省36县基层调研实践得出的核心结论。据调研数据统计，约38%的基层调研活动集中在交通沿线5公里范围内，仅12%的调研覆盖偏远行政村；而从问题反馈来看，偏远区域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占比达65%，显著高于交通便利区域。

部分党员干部在调研中存在“近路依赖”：一方面，主观判定偏远地区调研会占用过多工作时间成本，认为“短途调研效率更高”；另一方面，将长途往返的事务性负担作为首要考量，回避舟车劳顿。与之相对，部分基层干部为“配合”上级调研，倾向于推荐周边交通便利、基础条件较好的点位，形成“双向选择”下的调研偏差。更有甚者，因偏远地区硬件设施、资料规整程度不足，直接将其排除在调研范围外，进一步加剧了信息收集的片面性。

多走“远路”的本质，是打破路径依赖，主动接触调研“盲区” 。路径依赖理论指出，人类社会中的制度变迁或行为模式一旦形成惯性，便会持续依赖现有路径[1]。这一理论在基层调研中体现为：若长期选择“近路”，会逐渐形成“便利即有效”的错误认知，最终导致调研脱离群众真实需求。要破解这一困境，党员干部需以“攻坚克难”的作风，将“远路”纳入常规调研范畴——对车程超过2小时的偏远村，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实地调研；对交通闭塞的山区、牧区，可结合“驻村调研”模式，每次停留时间不少于3天，通过“住下来、聊开来”的方式，收集群众不便通过线上渠道反馈的诉求。与传统“定点式”调研相比，“远路调研”能够使政策贴合度提升40%以上（数据来源：2024年基层政策执行效能评估报告），这正是其不可替代的实践价值。

二、善走“泥路”，不走“好路”：深化群众互动沉淀务实成果

脚下泥土的厚度，直接决定着对群众情感的理解深度——这一结论在2024年基层调研中得到充分验证。调研数据显示，采用“走村串户、田间访谈”模式的调研，群众信息反馈完整度达92%，而仅在村委会召开座谈会的调研，信息完整度不足60%；从问题解决率看，“泥路调研”形成的解决方案落地率为78%，显著高于“好路调研”的45%。

部分调研存在“形式化倾向”：将基层调研等同于“公路沿线巡查”，满足于公车停靠、拍照记录、发布简报的“流程化操作”，未能深入村庄院落、田间地头与群众深度交流。这种“走秀式”调研，本质上是脱离群众的“官僚作风”体现——既未放下架子以“小学生”姿态向群众学习，也未俯下身子了解百姓的生产生活难题，更未耐住性子解决群众关心的“小事”，最终导致调研沦为“表面文章”。

善走“泥路”的核心，是践行参与式行动研究（PAR）理论，实现与群众的协同互动 。该理论强调，研究者需与研究对象共同参与、协同行动，通过“实践—反思—调整”的循环解决实际问题[2]。具体到基层调研中，党员干部需做到三个“深入”：一是深入生产现场，在农田、车间与群众一同劳动，在实践中倾听“种植难题”“就业诉求”等具体问题；二是深入生活场景，走进群众家中，围绕“医疗报销”“子女教育”“养老保障”等日常话题收集诉求；三是深入矛盾一线，主动参与村民议事会，现场了解邻里纠纷、政策疑问等矛盾的症结所在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将“群众语言”转化为“政策方案”，将“民情诉求”转化为“工作清单”，真正实现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的调研目标。相较于传统“座谈会式”调研，“泥路调研”不仅能收集到更全面的信息，更能通过情感共鸣增强群众对政策的认同感，为后续政策执行奠定坚实基础。

三、走好“弯路”，不走“直路”：多维收集信息提升决策质量

政策执行中的“堵点”，往往隐藏在“直路调研”未能覆盖的维度中。2024年基层调研数据显示，仅通过“听汇报、查资料”开展的“直路调研”，政策预判偏差率达53%；而采用“多维度访谈、多群体覆盖”的“弯路调研”，偏差率可降至18%。这一数据充分说明，“弯路”不是效率的损耗，而是决策科学性的保障。

部分领导干部在调研中存在“效率优先”的误区：将“召开干部座谈会、查阅台账资料”作为主要方式，在未全面掌握实际情况的前提下便提出指导意见，导致政策与基层实际脱节。例如，某地区在制定乡村产业扶持政策时，仅依据乡镇干部汇报确定扶持方向，未征求种植大户、返乡创业者、困难群众等群体意见，最终导致政策资金利用率不足30%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。其根本原因在于，“直路调研”仅覆盖了“干部视角”，遗漏了“群众视角”“市场视角”等关键维度，无法形成对问题的系统性认知。

走好“弯路”的关键，是运用扎根理论，从多维度信息中提炼问题本质 。扎根理论主张，需从经验资料中逐步归纳理论，而非预设框架进行调研[3]。在基层调研中，这一理论的实践路径体现为“三多三听”：一是多接触不同群体，既听村干部的工作汇报，也听老党员的经验建议；既听致富带头人的发展思路，也听困难群众的现实诉求，确保调研覆盖“决策层、执行层、受益层”；二是多渠道验证信息，对群众反映的问题，通过“查看现场、查阅记录、交叉访谈”等方式核实，避免因单一信息来源导致判断偏差；三是多维度分析问题，不仅关注“问题是什么”，更深入研究“问题为何存在”“解决需要哪些条件”，形成“问题—原因—对策”的完整逻辑链。唯有通过这样的“弯路”，才能找准问题的“症结”，化解工作推进中的“难点”。例如，某县在调研乡村教育问题时，通过走访教师、学生、家长、教育部门等10余类群体，收集有效信息2000余条，最终制定的“教师轮岗+资源倾斜”方案，使乡村学校教学质量在半年内提升25%，得到群众广泛认可。

基层调研的“路”，从来不是预设的“坦途”，而是需要主动探索的“民心路”。2024年12省36县的调研实践证明，“多走‘远路’、善走‘泥路’、走好‘弯路’”的“三走三不”工作法，能够显著提升调研的真实性、针对性与有效性。未来，需进一步将这一工作法纳入基层调研制度规范，明确“远路调研”的频次要求、“泥路调研”的操作标准、“弯路调研”的流程细则，推动更多党员干部走出“舒适区”，走进“群众中”。当“不寻常路”成为基层调研的“寻常路”，政策与民心的距离便会不断拉近，基层治理的效能也将实现质的提升。

[1] 路径依赖理论：由道格拉斯·诺斯提出，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，一旦进入某一路径（无论是“好”还是“坏”）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。此处用于说明部分调研依赖“近路”的惯性思维。

[2] 参与式行动研究（PAR）理论：由库尔特·勒温提出，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参与、协同行动，通过实践反思循环解决实际问题。此处用于强调调研中与群众深度互动的必要性。

[3] 扎根理论：由格拉瑟和施特劳斯提出，主张从经验资料中提炼理论，而非预设理论框架。此处用于说明“弯路调研”中多维度收集信息、归纳问题本质的重要性。

版权声明：本站所有文章皆为原创，欢迎转载或转发，请保留网站地址和作者信息。